2005年9月，一位名叫陈易的女大学生在天涯社区发帖，希望能获得帮助来救她病危的母亲，有许多网民抱以同情并进行了捐赠。但很快，ID为“蓝恋儿”的神秘人士发帖说，陈易“穿的是新款的阿迪达斯和耐克，用的是手机加小灵通，还买了一副据说是500多元的带颜色的隐形眼镜”。“蓝恋儿”列举种种证据称，“网络求助是陈易精心策划的，她骗了无数的好心人……”一时间网上舆论急转直下，质疑、谩骂不断，有关陈易的各种信息都被披露在网上。但事实上，陈易母亲的病情属实，确实亟需救助。
2007年5月，山西女孩郭小娟因为身患脑瘤在互联网上获得网友募集的15万元，她承诺将爱心传递下去，病好后把剩下的钱转赠他人。病愈出院后，小娟却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而是带着10万元余款回了山西老家，并公开表示，在自己的病“完全康复”之前，不会把余款捐出。
这两起饱受争议的早期互联网筹款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的参与人——网友“八分斋”。“八分斋”本是深圳的一个商人，2004年，他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名少女的悲惨经历，进而在网络上为其募捐。在陈易事件和小娟事件中，“八分斋”都作为对受捐人争议行为的调查者参与其中，而这两起案例的结果（陈母病逝、网友准备起诉小娟）反而使得调查者被推倒风口浪尖。
举这两个例子，是因为最近又看到了关于水滴筹的争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八分斋”的角色逐渐被大病筹款平台替代。大病筹款行业一方面以科技手段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民间求助和施助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因偶尔爆出的不实信息、挪用款项等事件被人诟病，甚至有人表示，大病救助应当由政府部门或公益组织主导，而非社会力量参与。
提出质疑的门槛很低，但解决问题的成本很高。从目前来看，大病筹款平台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首先，我国的商业保险远未普及，一个人罹患重大疾病，除了直接的治疗费用外，还会产生护理费、营养费等各项开支，医保不足以覆盖，对普通家庭来说，很可能引发家庭财政危机。在大病筹款平台诞生之前，困难大病患者需要向社会求助时，往往是通过慈善组织、媒体或周围的亲友和社群等。但客观现实是，一个“八分斋”能发挥的力量是微弱的，许多患者并不能匹配到有效的求助渠道，只能被动等待外界的关注。建立起人与社会间有效的求助渠道，在当前是一种“刚需”。
前段时间，南方都市报发布了一项针对大病筹款平台信任度的调研报告，结果显示，在1000余名受访者中，超过九成使用过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的使用率较高，其中，水滴筹占比68.43%。调查中有58.33%的相关受访者在大病筹款平台参与过三次以上的捐款。一位00后受访者表示，大病筹款平台充分体现了互联网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特点，让更多爱心人士看到患者并为其捐款。
其次，平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赠与增加了一道可溯源、可追责的屏障。在上述的“小娟事件”中，网友质疑她卷走捐款，准备联合起诉，但捐款人和受捐人之间只是口头约定，转赠的承诺要依赖受捐人的自觉行为，并没有形成法律关系，即便对簿公堂也很难举证。而大病筹款平台出现后，对于涉嫌诈骗、挪用等行为的筹款项目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例如，2019年宣判的水滴筹起诉莫某某案。莫某某之子患病后，产生自付医疗费用17.7万余元，他通过水滴筹筹得15.3万余元，但随后，其子因病去世，莫某某被发现将款项挪作他用，违反了大病筹款用于治疗的约定用途。水滴筹将莫某某告上法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莫某某将筹集款项全额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该案入选2019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认为该判决有力保护了公众的善心，为个人求助在网络创造了更加健康的发展空间，从个案上升到为网络个人求助领域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大社会价值。
大病筹款行业发展至今只有八年时间，虽然有过一些问题，但确实为无数经济困难的大病患者打开了一扇求助之门，在防止因病致贫、返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大病求助平台首次出现在《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促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发展和平台间慈善资源共享，规范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信息发布，推行阳光救助。”
作为不那么典型的互联网新兴产物，大病筹款建立在“守望相助”的传统之上，可以说极具我国特色。行业的发展需要监督和规范，但“因噎废食”地全盘否定并不可取，不妨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继续完善规则、封堵漏洞，持续发挥其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