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厂院里，有一座别致的红色小楼，那是乐达仁先生一家在达仁堂建厂初期时候的住宅，后来改为了厂里的办公场所。几十年来，小楼的大门两侧，一直挂着一付楹联，上联是“达则兼善世多寿”，下联是“仁者爱人春可回”。楹联上的辞语，来源于《孟子》，而且巧妙地嵌入了“达仁”两个字。显而易见，这是乐达仁先生向人们昭示他作为儒商的思想追求。
《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就是，困厄之中不忘修身养性，发达之时务要惠福民生。《孟子·离娄下》还讲：“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乐达仁先生一生笃行慈善博爱，这里面既有乃祖遗风，也有孔孟之道和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
乐达仁祖父乐平泉，乐善好施，办义学，施义材，冬设粥厂，夏送暑药，京城会试期间向举子赠发药品，瘟病流行时煎熬汤药分发全城百姓，同治六年（1867年）还在北京大栅栏设立普善水会，为四邻救火。乐达仁刚懂事时，祖父即已去世，但是长辈们偶而谈起的往事，却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在幼年便立志做一个像爷爷一样受人尊敬和怀念的人。
乐达仁自幼熟读经书，他对孔孟关于“仁”的学说很感兴趣。他曾说：“达仁也者，通晓仁学之谓也。余既有达仁之名，当更有达仁之实。”乐达仁年轻时曾赴欧洲游历，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与他思想发生共鸣，从而萌发了实业救国、惠福民生的想法。他创办达仁堂以后，倾全部财力和精力，用于传统药物的生产与技术进步，用于对普通老百姓的扶危济困。
民国时期的天津，自来水尚未普及，污水都排在河里，市民医疗保健条件差，瘟疫流行的现象经常发生。每当这时，达仁堂都会舍医舍药，夜以继日地熬出汤药免费赠发给平民百姓。1939年天津发大水，城厢和租界一片汪洋，水深没腰，有的地方甚至水深可达两米。水灾期间瘟疫流行，灾民无数。达仁堂在马家口基泰大楼下面的药店（即滨江道药店），因洪水骤至，且上涨迅猛，药品来不及搬运，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设在大经路上的厂院，因地势较高，未受水患，于是就加班加点制造成药、煎熬汤药。同时，厂里还拿出钱来，赈济灾民。像这样的善举，达仁堂的老职工数不清有多少次。至于说让上门讨施舍的不空手而归，正月初二向上门讨吉利的人一律发银洋两角，就更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了。
达则兼善，仁者爱人，在几十年间已经形成达仁堂独具个性的文化，成为一种企业精神。2003年4月上旬，广东为预防非典型肺炎，急需达仁堂的清肺消炎丸，达仁堂立即将一批清肺消炎丸空运至广州，赠送给有关部门。4月中旬，非典型肺炎疫情逼近天津的时候，天津达仁堂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卫生防病中心等十几位京津专家，举行专题研讨会，共同研讨中医药抗击“非典”的对策。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晁恩祥主任向天津专家介绍了在北京的防治经验，天津的专家表示一定做好应急准备，迎接“非典”挑战。与此同时，达仁堂经天津市药监局备案同意，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处方，组织“预防非典中药液”的生产。此时，处方中的药材，银花已由1公斤20元，猛涨为1公斤260元，贯众由1公斤2元，猛涨为1公斤70元。即使这样，达仁堂不仅不惜重资购买药材，而且按照“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治业祖训，保证制药时药料足量投放。药材中头尾须根不能入药的，保证去除干净。比如，600公斤防风，去掉头尾须根和杂质以后，只以200公斤净料入药。4月下旬，当天津出现首例“非典”患者以后，达仁堂生产的“预防非典中药液”订单猛增，呈供不应求之势。但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达仁堂在制药工艺上仍丝毫也不马虎，黄芪用蜜制，白术用麸子炒，鲜贯众必须先烘干而后入药。为了保证及时供货，全厂工人和管理人员全部实行12小时工作制，周六、周日不休息。职工们累得腰酸臂疼，熬得眼红口干，但是没有人请假，也没有人问一声给不给加班费。因为他们知道，达仁堂就是这个传统——达则兼善，仁者爱人。4月28日，达仁堂厂领导同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张伯礼等，到天津肺科医院慰问奋战在治疗“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并赠送了达仁堂的“预防非典中药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