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消息，据《财富》杂志报道，由于谷歌对该公司高管性骚扰丑闻事件处理不当，促使谷歌全球各地员工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由此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科技巨头员工大罢工。《财富》杂志刊发长文，揭秘了这场谷歌内战的内幕细节。这是一场微观层面的美国文化之战，谷歌员工酝酿已久的愤怒和沮丧情绪被彻底引爆开来，该公司“不作恶”信条已经变味，进而引发了灵魂层面的反思。
以下是翻译内容：
这场谷歌全球性大罢工于2018年11月11日自东京开始。当地时间上午11点10分，100名谷歌员工走出办公室参加抗议活动。13个小时后，该公司纽约总部的电梯里挤满了人，谷歌员工们走下楼梯来到街上抗议。
在奥斯汀，谷歌的员工为性骚扰受害者默哀两分钟，以此作为他们抗议的一部分。在旧金山，数百名谷歌员工聚集在历史悠久的渡轮大厦（Ferry Building）对面，高呼“改变谷歌的时刻到了”，并举着写有“工人的权利就是妇女的权利”和“免费食物≠安全空间”的标语。在亚洲的谷歌员工罢工25小时后，全球50个城市的2万名谷歌员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抗议该公司对性骚扰事件的处理方式。
微观层面的美国文化之战
引发这场罢工的导火索是《纽约时报》此前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曝光称谷歌曾向前高管安迪·鲁宾（Andy Rubin）支付了9000万美元的离职补偿，尽管该公司认为鲁宾面临的性行为不端指控是可信的。鲁宾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纽约时报》的报道“对我的工作有诸多不准确之处”。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科技巨头引发的大规模工人抗议活动，当然也是外界首次看到谷歌员工感到如此的愤怒和沮丧。但在谷歌总部Google plex内部，引燃罢工导火索的燃料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因为后者被指秘密做出有争议的商业决策、边缘化员工群体以及在公司内部平台上骚扰员工。今年2月离开谷歌的工程师科林·麦克米伦(Colin McMillen)表示:“这是一场在微观层面展开的美国文化之战。”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谷歌这些享受令人艳羡的高新和福利的技术人员似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此，当听说科技巨头谷歌员工举行罢工抗议时，让许多人感到十分惊讶。长期以来，硅谷一直崇拜精英主义和乌托邦式的技术未来主义。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该行业事实上的使命宣言——改变世界(并从中赚钱!）已经成为科技破坏力成倍增长的例子而受到质疑，从选举干预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有毒内容，从侵犯隐私到对科技上瘾等。
没有人比帮助创造这类技术的员工更熟悉技术的成长，也更了解其所面对的道德困境。谷歌开放研究小组负责人、罢工组织者之一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说：“人们开始说：‘我不想成为这件事的同谋’，工人们正开始承担责任。我认为，目前没有多少其它机构在审核和抑制技术的力量。”
随着所谓的“技术鞭击”(techlash，即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批评与抵制)给整个科技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有组织的员工抵制活动正慢慢成为这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马逊员工要求该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更多行动、微软员工不想为战争开发相关技术、Salesforce员工正游说管理层终止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的合作。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行业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在努力应对“兄弟编程文化”给女性和有色人种员工带来的不良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公司像谷歌这样，员工能够如此大声、公开地坚持自己的理念。这对硅谷内部人士来说并不奇怪，他们表示，谷歌是专门为扩大员工声音而设计的。凭借“不作恶”（Don’t be evil）的信条，谷歌在创造科技繁荣时期乐观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荣誉退休教授特里·维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表示:“谷歌有意识地树立了这种形象，这使得其员工更容易发起这种抗议。”
新老谷歌之间的信条冲突
现年46岁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及其45岁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有意创造了一种鼓励对权威和现状提出质疑的文化，他们在2004年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信中写道，谷歌不是传统公司，也不打算成为一家传统公司。但有些员工表示，谷歌保持非传统的承诺受到了质疑。对32名现任和前任员工的采访揭示了“老谷歌”和“新谷歌”之间的这种界限。
1998年，当佩奇和布林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时，他们在加州门洛帕克的车库创办了谷歌。不同的人描述新老谷歌之间的界限截然不同，然而他们对这种变化有惊人的一致看法：对于老谷歌，员工们表示，他们对公司的运营有发言权。但在新谷歌，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的沟通和信任正在下降。有些人说，决策权现在集中在公司的最高层，由越来越受传统业务指标驱动的高管管理。
现在，谷歌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之中，它试图缓和过去20年来始终在煽动的激进文化。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拥有逾10万名员工，高管们承认，该公司正在努力平衡其规模与维护员工话语权等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领导团队成员、谷歌副总裁珍·菲茨帕特里克（Jen Fitzpatrick）表示:“如果没有这种不断演变的企业文化，谷歌也就无法实现这种增长。”
谷歌表示，该公司正试图管理其不断膨胀的多元化视角和项目，同时更好地预测员工将要求完全透明的各种问题。然而，谷歌补充称，维权员工人数虽少，但声音响亮，只不过他们的意见并不代表全体员工的意见。谷歌人力分析副总裁布赖恩·韦勒(Brian Welle)指出：“对我们来说，2018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其中有些问题的规模和性质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寻常反映在Googlegeist年度调查结果中，该调查结果于今年2月被泄露给了媒体。调查中的关键指标较2017年下降了两位数。例如，74%的受访者说他们对皮查伊和管理团队有信心，这比前一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
对谷歌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员工拒绝将自己的不满藏在公司内部。维权人士对媒体的娴熟运用，以及全世界对这家标志性公司的迷恋，都支持了这种策略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罢工的场景就像某些工厂罢工一样令人感到熟悉：工人们展示他们的集体力量来给某人传递信息(这里指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但即使谷歌内部的活动人士依赖传统的劳工组织策略，他们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典型的加薪或提高福利待遇。这不仅仅攸关一份薪水，很明显，员工想要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拥有发言权和控制权。
谷歌已经改变了人们今天工作方式的许多方面。这次罢工是一个转折点，表明该公司现在准备破坏我们经济体系中更为基础的东西，即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可能只有在硅谷才会开始。长期以来，硅谷始终认为自己凌驾于传统商业利益之上，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谷歌，其雇佣和留住员工的前提是“不作恶”。
谷歌面临的灵魂考验：谁来定义谷歌？
现在，谷歌员工们似乎下定决心，要通过自己的视角来审视这份使命宣言，并毫不妥协地将其付诸实施，即使是以阻碍公司的增长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谷歌前高管Lokman Tsui指出，那么应由谁来定义谷歌，并决定谷歌的灵魂是什么？是领导层还是员工？现在，这些公司正面临一场真正的灵魂之战。
谷歌的广泛使命是组织世界上的信息，并让人们更容易获取这些信息，这促使该公司将书籍数字化，在汽车顶部安装摄像头以便绘制世界地图，并设计纸板制成的虚拟现实（VR）工具。但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其野心也越来越大。2018年，当谷歌员工发现新的秘密项目正在进行时，许多人开始质疑这家科技巨头是否在打着扩张的名义进行着超出其授权范围的勾当。
这个秘密项目就是美国国防部的Project Maven，该项目使用人工智能（AI）来帮助分析无人机视频片段。谷歌于2017年成为Project Maven的国防部分包商，但公司内部的大多数人直到第二年才知道此项目，当时一名员工在谷歌内部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这个秘密项目发布了一篇未经批准的帖子。
谷歌高管们告诉忧心忡忡的员工们说，Project Maven是防御性而不是攻击性项目。不过，有些员工担心，谷歌的技术最终可能被用于提高无人机袭击的致命性上，Project Maven将导致谷歌与军方达成更多交易。此外，有些员工还表示，管理层有关该合同是为了支持“我们的”军队的说法，并非总是能在全球员工中引起共鸣。
对于当时在爱尔兰工作的谷歌工程师劳拉·诺兰(Laura Nolan)来说，“这是一种背叛”。她说：“我们假装是一家快乐的公司，做着无害的信息组织工作，然后却朝着制造杀人无人机的目标迈出了几步。”诺兰说，她的工作本来可以让Project Maven在未来的各个阶段发挥作用，但她因此离开了公司。像诺兰这样的员工没有想到谷歌会成为像Raytheon这样的国防承包商，甚至像亚马逊这样愿意与军方合作的公司。
即使在公司大部分人了解Project Maven之前，有些高级工程师就已经在内部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当这个项目变得更加广为人知时，阻力就开始蔓延，许多员工写信给皮查伊，要求他取消这个项目。2018年3月，谷歌试图在每周一次的全体员工大会(TGIF)上解决人们的担忧。
自成立之初，这样的回忆就始终是谷歌文化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让任何人都有机会质疑高管。在会议上，有员工告诉高管，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但为了避免对军事技术做出贡献而离开。她问道，如果她想让管理层知道这样做不对，该如何做？布林告诉她，你可以在这里问这个问题，并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在有些公司，这已经是个足够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在谷歌，情况并非如此。
管理层继续组织论坛，试图解决员工的担忧，并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Project Maven是个有价值的项目。谷歌为此举行了三次公开会议，讨论AI的道德问题。抗议组织者继续施压，确保每周TGIF会议都有Project Maven相关问题。他们统计了因这个问题辞职的员工人数，分发贴纸，并在谷歌内部嘲笑这个项目。这场争论在2018年4月公开化，当时被寄给皮查伊的最初信件被泄露给了《纽约时报》，这封信最终获得了近5000名员工的签名支持。
2018年6月，谷歌宣布将不再续签Project Maven合同，并发布了性的AI原则，为AI的未来制定了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发誓不使用AI技术制造武器。大多数员工维权人士都认为这是一场胜利，但在当年晚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皮查伊淡化了内部压力的影响。他强调：“我们不是通过公投来运营公司。”他解释说，在做决定时，他听取了那些正在构建AI的技术人员的意见。不过，该公司将继续在网络安全等领域与军方合作。
虽然Project Maven以及导致员工罢工的鲁宾离职补偿等事件，都因不同的原因激怒了员工，但至少它们之间有一条联系纽带，即保密。这家建立在信息共享价值基础上的公司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越来越多的决策都是在幕后做出的。据《财富》杂志获得的会议记录显示，皮查伊在TGIF大会上表示:“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总会有些秘密项目。我认为，当公司规模较小时，你更有可能了解这件事。”
但在谷歌管理层越来越多地将保密作为控制决策的工具时，谷歌的许多激进员工却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即求助于媒体来放大他们的担忧。负责谷歌网站可靠性的前工程师莉兹·琼斯（Liz Fong-Jones）称，对于员工不经批准就可接受媒体采访的公司来说，这是个戏剧性的文化转变。此前，琼斯从来没有批评过谷歌的问题，她认为谷歌保持在公司的虚拟墙之内。
但在2018年1月，她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催化剂就是谷歌工程师詹姆斯·达莫尔(James Damore)在2017年7月发布的10页长备忘录，其中指出，女性在科技行业的代表性不足，原因是生理差异，而不是偏见等社会因素，而且谷歌在多元化方面的努力带有歧视性。
这份备忘录导致达莫尔最终被解雇，但它在谷歌留言板和邮件列表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些内部沟通渠道是谷歌文化的奇特之处：该公司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渠道，专注于各种各样的事情（从工程到喵星人等），由所谓的Mewglers负责。
嘿，谷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从秘密项目到泄密事件再到罢工事件，谷歌过去几年堪称多事之秋，下面让我们回顾下谷歌过去几年经历了的多次罢工事件：
——2017年7月，达莫尔备忘录：谷歌工程师詹姆斯·达莫尔(James Damore)发布了批评该公司内部多元化努力的内部备忘录，谷歌最终解雇了他；
——2018年2月，Project Maven泄露：大多数谷歌员工第一次了解到美国国防部正在使用该公司的AI技术分析无人机视频；
——2018年6月，Project Maven终止：谷歌宣布不再续签Project Maven合同，并发布了AI原则来指导其使用这种颠覆性技术的方式；
——2018年10月，高管离职补偿协议曝光：《纽约时报》爆料称，谷歌向前高管安迪·鲁宾（Andy Rubin）支付了9000万美元离职补偿，尽管他被指存在性骚扰行为；
——2018年11月，谷歌罢工：全球50个城市的2万名谷歌员工举行示威，抗议公司对性骚扰问题的处理；
——2018年2月，强制仲裁结束：谷歌表示，该公司将不再要求现有或未来雇员强制仲裁任何雇佣纠纷；
——2019年4月，AI咨询委员会解散：在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负责人被纳入委员会后，员工爆发抗议，导致委员会解散；
——2019年5月，报复指控：在两名谷歌员工指责公司对他们的组织罢工行为进行报复后，员工举行了静坐抗议。但谷歌否认了这些指控。
当达莫尔的同情者将琼斯(跨性别女性)和其他谷歌多元化倡导者在留言板上的言论泄露给右翼新闻网站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结果，琼斯表示，组织罢工的人受到骚扰和暴力威胁，尽管他们一再请求帮助，但管理层似乎也无能为力。琼斯称：“我们要求这些新闻机构停止这些恶意泄露行为。”
在说服管理层听取她的意见方面，琼斯有着良好的记录。她曾成功带头推动了一项努力，让该公司停止要求人们在其社交媒体网站Google Plus上使用真名的政策，她让高管们相信，这样的政策会让最脆弱的用户遭受恶意攻击。但现在，她觉得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已经断裂。琼斯认为，这是一个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
2017年10月，琼斯和其他目标员工与低薪工人成立的权益组织Coworker.org会面，以协助解决谷歌内部公关和内部组织策略问题。琼斯说：“我们很清楚，公司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需要施加媒体压力。”今年1月，琼斯和其他14名现任和前任谷歌员工与《连线》杂志讨论了骚扰事件，以及谷歌对此事的回应。
琼斯等人知道，在未经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接受《连线》杂志采访，这已经犯了谷歌的禁忌，为此这些人发布了内部贴文解释自己的动机。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只是就谷歌的工作条件(这在劳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进行了探讨，而非泄露有关谷歌产品或其他机密公司信息，他们相信后者依然属于禁区。不出所料，并不是所有谷歌员工都认同这样的说法。当时接受采访的麦克米伦说：:“我收到了许多负面评论，比如，这对你来说真的很糟糕，但你为什么要把谷歌的丑事公之于众？”
琼斯表示，她之所以强烈反对泄露有关谷歌产品信息的行为，原因之一是这为管理层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让他们可以减少与员工分享的信息。有些人以去年8月发生的事情作为例证，当时布林和皮查伊在TGIF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时在场的某个人或观看直播视频的人正在向《纽约时报》的记者泄露他们的讲话内容，而记者则在将讨论内容实时发布到Twitter上。一名员工站起来大骂这位匿名的泄密者，并因此迎来同事们的掌声。麦克米伦承认：“这永远毁掉了TGIF。在TGIF，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再被提起。”
在离开谷歌时，其高级研究科学家杰克·鲍尔森（Jack Poulson）说，他被警告不要与媒体交谈。他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表示:“他们明确告诉我，如果我想回到公司，他们可以无视我的政治立场，专注于我的技术贡献，只要我不做像对媒体讲话这样不可原谅的事情。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们会高兴我和你们对话。”
程序员的权力？
在员工维权方面，硅谷正处于十字路口。在有些科技巨头(苹果、Facebook、甲骨文)中，员工们基本上仍在遵循公司的规定。但其他公司则在与似乎遵循谷歌原则的员工展开竞争：从2018年开始，软件巨头微软的员工抗议该公司与移民和海关执法机构合作、为美国陆军提供增强现实耳机，以及女性员工待遇不公。
2018年，员工们要求微软停止向美国政府出售面部识别工具。今年4月，4500多名亚马逊员工敦促该公司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停止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提供云计算服务。同时，云计算公司Salesforce的员工以特朗普政府的家庭分居政策为由，呼吁他们的雇主重新考虑Saleforce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合同，650多名员工在信上签了名。
实际上，早在罢工发生之前，皮查伊就给员工发了一份备忘录，表达了他的支持，并在当天的会议上承认，谷歌并不总是正确的。他说：“公司内部充满了愤怒和沮丧，我们都能感觉到，我也有同感。”在山景城的总部，首席财务官露丝·波拉特(Ruth Porat)和她的团队加入了罢工。其他高管则回避了是否参与的问题，菲茨帕特里克对《财富》表示，那天她不在办公室，当被问及如果当时在场，她是否会参加罢工活动时，她拒绝再回复。
谷歌的有些反应惹恼了罢工组织者。他们认为，高管们的支持是一种尝试，目的是将此次罢工重塑为某种得到批准的公司“野餐”。有人问道，如果波拉特支持罢工，那她为什么不利用自己作为高管层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要求？不久之后，麦克米伦和琼斯都辞职了，并称他们发现公司的反应很懒散。对于琼斯来说，最大的失望是该公司不愿遵守罢工组织者要求在董事会中增加工人代表的要求。她表示:“员工们非常善于理解这些问题。”她很高兴人们留下来战斗，但她觉得筋疲力尽了。
实际上，谷歌管理层已经表现出愿意倾听员工意见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还愿意为此做出改变。谷歌表示，该公司已经变得过度依赖TGIF，但其现在规模太大，范围太广，无法在每周一个小时的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谷歌正在尝试增加不同的论坛，比如专注于单一主题的会议，比如最近发布的《多样性报告》。
菲茨帕特里克说:“当我们开始看到人们举起手，并称‘我的声音没有得到足够的倾听’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介入其中。”为了平息其内部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不文明互动，谷歌新的“社区指南”禁止在任何工作文件中污辱和提及性行为，并要求每个在线群组都有一名群主，而且群主必须经过培训。该公司还修改了性骚扰等问题的内部报告渠道。
谷歌的罢工组织者称自己为“有权发声的多数人”，此前一名员工公开称他们为“有权发声的少数人”。不管这个群组的规模有多大，不可否认的是，其在谷歌决定不续签Project Maven合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谷歌的员工也开始在公司之外施展他们的影响力。谷歌唯一满足的罢工要求是取消强制仲裁，此前该公司曾要求员工私下解决与公司的纠纷。许多谷歌员工已经向华盛顿发起了挑战，他们正在推动立法禁止这种做法。已经在谷歌工作了8年的维姬·塔尔迪福（Vicki?Tardif）称：“国会议员们会见了谷歌的员工，而没有接见Chipotle的员工。”她说，如果他们能够帮助推动某些事情，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取得了成效。
“我们不会闭嘴保持沉默”
今年4月份，谷歌内部的冲突达到了新的水平，当时参与策划罢工的两名女性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和克莱尔·斯泰普顿(Claire Stapleton)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谷歌对她们组织罢工活动进行报复。惠特克写道，在AI委员会被解散后，她被告知，要想继续留在公司，她必须放弃自己在谷歌和她共同创建的外部组织AI Now Institute的AI伦理研究。
斯泰普顿也称，在谷歌工作了近12年之后，她在罢工两个月后被告知，她将被降职，之后她应该请病假，即使她没有生病。她写道，直到她聘请了律师，谷歌才进行了调查，并撤回了降职决定。斯泰普顿对《财富》杂志表示:“我们正在利用对谷歌构成生存威胁的东西。”当天，该公司发表声明回应她们的指控，称没有报复行为，公司禁止“在工作场所进行报复，并调查所有指控”。
对有些员工而言，报复指控是迄今针对该公司的最严重指控。许多罢工组织工作是由现场可靠性工程师(SRE)领导的，他们的职责是运营谷歌运行的最关键服务。当某样东西坏了，他们会被叫去修理。他们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和诊断，并期望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问题。本身也是SRE的琼斯称：“你必须去寻找弱点。当你认为人们试图快速解决的事情不合适时，你也要去挑战他们。”
在SRE的世界里，有个概念叫做“事后无过失”（blameless postmortem），这是一种回顾过去所犯错误的方式，但不会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人。在谷歌工作了近5年的隐私工程师塔里克·尤素福(Tariq Yusuf)表示：“这是谷歌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让人能够大胆剖析出问题的能力。但报复消除了能够安全提出问题的核心阻碍，整个过程因此而崩溃。”
罢工组织者已经开始将他们的策略贴上劳工组织的标签，而此前许多人始终在避免这么做，因为他们担心，对于传统上更倾向于与管理层保持一致的劳动者来说，这样做会令人感到不快。在Project Maven争议期间，许多员工进行了“面试罢工”，拒绝参加面试和招聘应聘者的活动。这是一种抗议形式，加快了谷歌对报复指控的回应。
5月1日，罢工结束6个月后的国际劳动节，谷歌员工们采取了另一种老派的劳工组织策略，即举行静坐抗议，以应对报复。在纽约，抗议员工的情绪显得十分压抑，就像守夜那样。数百名员工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所面临的各种报复。有些人在哭泣，甚至有人说要组建联盟。惠特克表示:“我们不会让出已经获得的权益，我们也不会闭嘴沉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