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或许是会议室中常常提及的词，但如今商界最显著的现象不是对既有秩序的推翻，而是，一群企业超级巨星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牢固的核心地位。其中一些是经过彻底革新的传统企业，如通用电气。有一些是新兴市场的佼佼者，如三星，它们牢牢地把握了全球化带来的契机。最顶尖的当属高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如谷歌、苹果和Facebook，它们以比特、字节等电脑技术为根基魔法般地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
这些超级巨星在许多方面均令人钦佩。它们在不断改进产品的同时，也持续地改善了消费者的生活，举例而言，智能手机不断更新换代、变得更为智能，电视的分辨率也逐渐提升。这些公司每年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提供了价值约2800亿美元的“免费”服务，如，搜索或地图服务。但这些巨头的存在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扰乱竞争。二是，它们在应对政府监管时往往会利用“黑魔法”来实现竞争优势，如利用政策漏洞尽可能地减少纳税金额，或游说政府机构以谋取好处。这两个问题解决起来都很棘手。但放任不管只会引发恶性循环，这对任何一方都有弊无利。
市场更集中，但产品专注度下降
兼并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相较上世纪90年代，如今每年兼并与收购的交易数量都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多。但美国最担忧的问题是市场日趋集中这一现象。美国100强企业创造的GDP比例从1994年的33%增至2013年的46%。规模最大的5家银行占据了银行资产的45%，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25%。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当前初创企业的数量为这一时期的最低水平。倒闭的公司比新创立的公司多。公司创始人希望把自己的公司卖给某家巨头企业，而不是靠自己打造大规模企业。
对于持放任态度的一些人而言，这只是暂时性的问题。现代科技在不断降低准入壁垒;缺乏活力的现有企业将被规模更小、更高效的企业击垮。有人认为，市场日趋集中的问题能够自我修复，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合理。发展放缓会鼓励企业收购竞争对手，并压低成本。通过吸引更多用户以及收集更多的用户数据，高科技公司的自身价值也随之增加。
企业巨头的影响力也体现在，它们擅长从事一些降低经济价值的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中大约30%流动于一些税率很低的国家或地区。大公司通常会使用“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的策略来造成一种假象：它在某个国家产生的收益实际源自另一个国家。这些大企业也在欧盟部署了大量说客，如今有3万名说客正游走在欧盟的办公楼中，施展着各自的游说功夫。此前在美国立法者面前他们已把这些游说技能练得炉火纯青了。
这些行为对改善大企业的形象毫无助益。纳税对个人而言无法避免，但对企业却不是强制性规定。规则对民众而言刻板严厉，但涉及到企业，却是可以商榷的。与往日不同的还有一点，如今企业虽获利更多，但提供的工作岗位却更少了。1990年，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市值为360亿美元，雇用了120万名员工。2014年，硅谷排名前三的企业市值总和突破了1万亿美元，但员工数仅13.7万人。
对这种现象的愤怒是情有可原的。但不成熟的抵制只会让现状更糟。民众对亲商政策、尤其是自由移民法规感到希望幻灭，这帮助了脱欧倡议者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获胜，也帮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只会降低民众的生活标准。要想约束企业巨头，我们需要血淋淋的手术刀，而不是嘴皮子功夫。
所谓的“手术刀”是指，对避税等问题实施强硬但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已取得一定进展，例如，为阻止企业把资金安置在避税安乐窝而制定法规。这些国家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公司，解决这个容易被钻空子的假象尤其重要。但相较折磨人的多边协商，欧洲委员会最近向苹果的爱尔兰公司征收追溯税(retrospective
tax)等这类措施则更具实效意义。
市场集中化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已经形成了对大企业进行无罪推定(benefit of the
doubt)的习惯。这种做法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具有一定意义，当时通用汽车和IBM等大公司承受着来自国外对手和本土新秀的竞争压力。但现在形势变了，无罪推定的做法失去了合理性。大企业正掌控整个市场，并不断寻求巩固自身地位的新途径。
审慎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彻底革新数字时代的反托拉斯法案。这意味着：大公司并购有前途的创业公司这种做法会带来长远影响，对此我们需持有更警惕的态度;让消费者能够更容易地把个人数据从一家公司转移到其它公司;阻止科技公司通过在旗下平台推出专有服务而获取行业优势地位的不正当竞争做法(欧洲委员会因对谷歌的调查和控诉而对这一方面贡献颇丰);确保民众可选择不同方式来验证在线身份。
1917年前后
企业巨头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近代历史。上世纪80年代，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对AT&T
和英国利兰汽车等受到国家保护的大型企业采取私有化的措施，因此大企业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颓势。1860年至1917年之间，钢铁、石油等新兴的庞大行业以及电力、内燃机等变革性新技术重塑了全球经济，经过短期的激烈竞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市场一直保持着寡头垄断的状况。那个年代的企业巨头们通过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以及与政客培养密切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随后出现的强烈抵制推动了对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自由秩序的破坏。
因此，目前这些企业巨星取得的惊人成就首先应当获得人们的肯定。但同时，人们也需密切关注它们的动态。世界需要一定剂量的竞争来让巨头们有所自制，同时也让刚起步的小企业享受发展机遇。
商界巨星的崛起
一些或新或旧的企业巨头再次统领全球经济。这究竟是好是坏?
1910年8月31日，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堪萨斯州奥萨沃托米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在庆贺美国非同寻常的商业实力的同时，也警告道，美国的工业经济已被少数企业巨头所掌控，这些企业为一小部分人创造了空前的巨大财富，对美国政界的控制也与日俱增。罗斯福告诫，美国这个以机会平等原则为基础创立起来的国家正陷入一种危险中，即成为企业特权的温床。他承诺要尽其所能对这些新崛起的大企业实施控制。
罗斯福当年的演讲内容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又重现了。少数大企业再次蓬勃发展，对全球经济加强控制，与其它企业兼并、进一步扩大规模，并享受高额利润。美国企业利润在GDP中的比例创下自192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苹果、谷歌、亚马逊等公司在当前美国经济中稳稳当当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如同罗斯福当政时期美国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西尔斯百货等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现代大企业中，有一些是早已知名的明星企业，它们自身经历了许多次彻底变革。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新秀。还有一些是依靠电脑技术魔术般打造出商业帝国的科技领军企业。但所有企业都已学会如何结合自身规模和灵活应对政府监管的双重优势。它们正在各种领域中超越竞争对手、拉开相互间的距离，并逐步建立针对竞争的强有力的防御机制，其中包括投入巨额资金。在美国，大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资金占GDP的10%，而在日本，这一比例高达47%。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管理学专家曾提出“大型企业将终结”这种说法，因为当时的大公司似乎逐步被私有化的经济类型所取代。AT&T等大企业纷纷解体，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高科技公司仿佛从天而降。资深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宣称，“《财富》美国500强榜单已失去意义。”他的观点恰巧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不谋而合。罗纳德?科斯是一名学者，他曾在1937年《企业的本质》中谈到，只有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服务，企业才具有存在意义。
但现在，规模似乎再次变得举足轻重。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旗下研究机构Global
Institute的计算，全球10%的上市公司创造了80%的利润。每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创造了近60%的全球总营收以及65%的全球市值。
对规模的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兼并与收购的热潮。1990年，全球共有11500笔收购交易，交易总额相当于全球GDP的2%。自2008年起，每年的收购交易已攀升至3万笔，交易总额约占全球GDP的3%。全球规模最大的饮品企业之一Anheuser-Busch
InBev欲以1070亿美元收购另一家跨国饮料公司SABMiller，最近美国的反托拉斯机构批准了这笔巨额交易。
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巨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最为明显。《财富》美国百强公司产生的名义GDP的占比约从1994年的33%增长至2013年的46%。《财富》美国百强公司创造的营收在500强公司总营收的比例从1994年的57%增长至2013年的63%。赖斯大学教授古斯塔沃?古隆(Gustavo
Grullon)及其两名同事的研究数据显示，1997年和2013年之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从6797家削减至3485家，几近减半，这折射了企业并购和规模扩大化的趋势。中等上市公司的销量几乎是20年前的三倍。利润率的增长同市场集中程度成正比。
与此同时，初创企业发现，自身的发展面临更多困难。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罗伯特?利坦(Robert Litan)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的伊恩?海瑟威(Ian
Hathaway)强调，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当前初创公司的数目创下新
